谋略方式由单个向群体，由智多星向智囊团的发展，似乎与谋略生成与发展的曲线雷同，共同经历着春秋战国和三国两个时代高峰期。此后的一个时期内，谋略方式似乎有了回落之感。到了唐宋时期，仍以谋士的分散献策为主要特征，最典型的，如唐太宗重用谏臣魏征，封他为“谏议大夫”。魏征对唐朝统一后如何正确对待社会现实，采取适宜的施政方略，献了不少谋略。对唐太宗的许多缺点，直言勇谏，使唐太宗的一些错误在关键时刻得到纠正。唐太宗执政了多年，以为天下太平，有一个时期不常找魏征来进谏意见了。后来，魏征借地方作乱的机会向唐太宗谏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从10个方面指出，唐太宗初创国家虽有一个良好开端，有“善始始勤”，但建国之后，却无“克终终美”，不能把一些好的政治措施贯彻始终。他在奏疏里，一一列举了需要善始善终、防微杜渐的地方，言辞恳切，恰好刺中唐太宗的缺点。唐太宗看到后，深为感动，向魏征表示：我现在知道自己的过失了，愿意改正，要把好的政治措施贯彻彻底，并给魏征很重的赏赐，还把这个奏疏写在屏风上，以便早晚都可以见到。魏征前后向唐太宗进谏200多次，无不切合时政需要，使唐太宗成为历史上有建树的皇帝。难怪魏征死，唐太宗大哭，说：“夫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鉴，以防己过。令魏征殂逝，遂亡一鉴矣”①。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社会变动因素越来越多，科学技术进步越来越快，社会活动越来越复杂，个人经验、社会、科技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相互影响也越来越大。具有全局意义的谋略，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着失误，便会造成全局混乱。其复杂程度，其损失和影响，是自给自足的封闭型小农经济的时代的谋略家所无法想象的。在小农经济的闭塞小天地里面，小至乡长，大至皇帝，可以一个人独断专行，用“金口玉言’’指挥一切。在今天的情况下，如果还像古代那样，靠单个谋士，“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凭个人才智和经验进行谋划和决策，从国家大事到企业经营，谁都难免犯大错误；搞得不好，小到企业破产，大到祸国殃民。于是，一些发达国家的聪明的政治、军事领导人和企业家，便借助一大批拥有多方面知识的专家，建立智囊团，对国家战略、政治方针、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和企业经营等问题，大到战略范围，小到战术技术，以不同的方法，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总揽全局，审时度势，权衡利弊，于千头万绪之中找出各种问题的关键及其相互关系之所在。各种人才，取长补短；各种见解，交汇一处。智慧的火花互相撞击，互相启发，由此而逐渐形成若干个不同见解的方案。再提供领导者作出决策，使问题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现代谋略同样经历了从个体智谋向集体、综合智谋的发展，从无组织状态或低级组织状态向高度严密的组织状态演进。

　　西方智囊团的形成，源于拿破仑战争。拿破仑曾指挥过包括步兵、骑兵、炮兵等各兵种的50万大军。柏特尔将军当时是拿破仑的军事参谋，后来拿破仑被威林顿公爵打败，柏特尔将军总结他跟拿破仑多年的经验，提出在军队需要建立参谋机构，负责制定军事行动目标，拟定各种作战方案，预测军事行动中可能出现的变化，对作战过程进行组织协调。1806年昔鲁士军事改革家香霍斯特，在普鲁士军队组建了比较完善的参谋本部体制，军事统帅的决策过程，必须依赖参谋的集体智慧来支持。随着普鲁士军队1870年在昔法战争中的胜利，参谋本部的体制成为各国效法的榜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交战双方在先进军事技术的部署和运用方面，开展了广泛的斗争，迫切需要科学家和工程师参与参谋机构的工作和决策过程。当时，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投人战术决策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以千计。战争结束后，这种由科学技术人员参加的参谋组织形式被保留了下来。

　　现代社会中，工业发达国家经济的盲目发展，产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如资源、能源、交通、供电、公害等，给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新的限制和障碍。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从社会、自然、生态、政治、经济、法律、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才能找出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因此要求有一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科学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研究机构来通盘研究解决这些问题，这就导致了更加庞大的综合性智囊机构的产生。

　　依照科学规律组织而成的智囊机构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现代智囊机构的产生，还由于“大科学”带来管理的复杂性。19世纪以前，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搞发明，从事的科研活动多是个体活动方式。后来出现了研究所，开始进行集体协作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的科学研究能力有了大幅度提高，世界上已有几百万的科学家队伍，建设了价值达数百亿元的实验技术装备，加上数量激增的图书情报资料系统，这样便在全社会的范围内，造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纵横交错的科学劳动结构，此其一。现代科学技术活动需要多学科的联合和协作，带来了决策的复杂性。科学技术各个领域之间的渗透，学科专业的高度分化，使得现代科学技术问题越来越具有综合性。比如海洋问题的研究，涉及地质、物理、生物、化学、力学、气象和海洋等学科。水利工程问题的研究，要涉及水利学、流体力学、结构力学、材料力学、电工学、环境保护和农业方面的知识。现代科学技术问题的这种多结构性与综合性，使得一个学科的专家，无法完成复杂科技活动的组织管理和科学决策，此其二。现代科学技术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复杂。现代社会的一些重大决策，往往是多目标的决策，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教、卫生、心理、生态与环境等方面，各个学科需要相互协作。决策者所面临的绝大部分问题，不可能用某一个标准程序或模式来概括。现代社会多目标的决策，不仅需要决策者掌握大量的随机因素，而且要求智囊团提供决策方案的科学依据，而这种多目标的决策，所需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不只是通晓某一门或某一项学科的专家所能承担的，此其三。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所引起的知识积累和信息膨胀，已非个别专家所能收集、传递、分析和处理。现代科学技术成果按指数增长，科学知识不断积累，科学文献数量愈来愈多，科技人虽的交流日益频繁，这就使得我们在决策任何一个问题时，要掌握并处理大量的信息，对国内外有关情况进行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查阅大量的图书资料，分析数量极多且瞬息万变的活信息。这样的工作量，也不是少数决策者或个别专家所能完成的，此其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更高级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在内的综合智囊服务企业，即所谓“智囊团”、“思想库”、‘‘头脑企业”，如美国的兰德公司、斯坦福国防研究所，日本的野村综合研究所、三菱综合研究所等。与此同时，逐步兴起国际合作，比较著名的有英国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美苏等17个国家共同组织成立的“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由西德前总理勃兰特发起的“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勃兰特委员会”)，“基辛格咨询有限公司”等。这些国际性谋略机构，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共同面临的问题进行探讨，提供有价值的建议，供各国政府和联合国制定政策时参考，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智囊机构的不断出现，是当代发达国家的显著特点之一。目前，美国有各种谋略机构8700多家，其中综合性的智囊团约有500家；日本谋略机构500多家，其中综合性的约有100家；西德有谋略机构700多家，其中综合机构118家；法国有谋略机构1000家，其中大型综合性机构有30家；英国有各种规模的谋略机构2000多家；印度也有100多家。

　　这些谋略机构，有的直接受政府各部委托，为之出主意，想办法；有的先派其成员担任政府要职，直接参与决策；有的则传播其政策主张，对统治当局施加影响。政府官员离开公职后，不少人回到和参加这些机构。这些智囊团的一个显著特征，集中政界、金融企业界和学术界的力量，运用各方的财力和智力，相互融合，结成一体。如美国“三边委员会”被舆论称为“集中有智慧与有权势的人物于一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被誉为“帝国智囊团”。有的成员本身兼有三种身份，轮流在政界、金融企业界和学术界中任职。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亨利•基辛格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他早年是教授，继而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现任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谋略从谋士向智囊团的发展伴随着社会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水平的发展而发展，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顺应这种趋势的决策者，就受益无穷，无论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军事外交领域，莫不如此。对这一趋势熟视无睹，仍然迷信个人的智慧，习惯于密室中个人谋划，靠自己拍脑袋决策，无不屡屡碰钉子。